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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火器部队“洋枪队”怎样

发布时间:2019-08-19 22:2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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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军队名。明代京城禁卫军中三大营之一,是明朝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开启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清朝沿用明朝军制,设火器营常守卫于紫禁城及三海,皇帝巡行时亦扈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立的神机营俗称洋枪队则是一支装备洋枪、洋炮的军队。

  神机营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火器部队,担负著“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与明初创编的卫所驻军的编制不同,其最高编制级别为营,营编提督内臣 2 人、武官3 人、掌号头官 2 人;营下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各设坐营内臣 1 人、武臣1人,除中军下领四司外,其馀各领三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人、把司官1人、把牌官 2 人。营专习神枪、神炮。稍后,又得都督谭广马 5000 匹,称五千下营,附於神机营,设官如神机营以下各军,营下编四司,每司设把司官 2 人,神机营的任务是主管操练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兵。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么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朱元璋在长江附近起家,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南昌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南昌,结果南昌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

  明朝的神机营相当于清朝的火器营。清朝末期组建的一支装备洋枪洋炮的精锐部队也称“神机营”,兵丁来自骁骑、前锋、健锐、步军、火器等军营,下辖马、步队25营,官兵14000多人。

  步兵子营每100人为1乘-400人为1衡-800人为1冲-4冲3200人为1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50骑为1乘-200骑为1衡-400骑为1冲-4冲1600骑兵为1骑兵子营;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1.3丈,宽0.9丈,高0.75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10人使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三年(1569年),戚继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600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2辆中设拒马枪1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2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12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6杆,每车用卒25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仅供参考)

  根据以上可以看出,明军装备的鸟铳并不多,主要以连发近战的3眼枪为主。主要原因是北方地区天气严寒、风沙大不适合使用鸟铳,因此大量装备三眼铳,而南方地区则适合大量装备鸟铳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3眼铳射击完毕后,可以拿来当锤使用;二、明军的鸟铳均负有一个枪叉,和欧洲同时代的火绳枪相同,技术参数差不多,可见威力不小;三、明军三才阵中,有一种骑兵叫“跳荡队”,估计是使用3眼枪的骑兵部队;四、明军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骑兵和军官均装备轻型铠甲;五、明军骑兵装备火器比例达到 48%左右,设想如果有大量骑兵突然冲出施放火枪,一般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六、明军骑兵装备的鸟铳数量极少,主要装备的是连发多管型近战火枪。七、戚继光认为鸟铳也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推断戚家军的火枪骑兵应当是以枪法准确著称;八、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建制应该更接近朝鲜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孙承宗在戚家军战术的基础上创建的车营编制比例和现代的装甲师已无区别,是在平原地区和骑兵作战的利器;九、袁崇焕的直属部队――明朝最精锐的“关宁铁骑”,皆装备有3眼铳。

  天启5年8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突袭后金,结果中了埋伏伤亡400余人。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们以此为由,上了几十道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的奏章,天启皇帝便打发孙承宗“回籍养病”,以阉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11年11月,清军入塞破高阳,76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

  崇祯二年11月20日,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在北京城野外无火炮支援的情况下,大战十万满洲八旗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洲兵狼狈溃逃,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数日不敢与战。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和自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农民军;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清军入关的急先锋。

  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到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到了明朝,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鉄炮”的来历,以及欧洲的火器发展经过。

  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它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

  日本制成火绳枪经历了三个阶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元日战争时期,日军从作战中见到了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这是倭国初知火器的阶段;尔后在天朝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国的)琉球人到倭国时传入了明铜火铳(原始手铳);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日本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这就是给日本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鉄炮传来”——火枪在倭语中写作“鉄炮”。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日本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日本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鉄炮”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直到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2―4人,装备二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连环船:轻型,长4丈,形似一船实为二船。前船占三分之一,后船占三分之二,中用2铁环相连。前船有大倒须钉多个,上载火球、神烟、神沙、毒火,并有火铳,后船安桨载乘士兵。战时顺风直驶敌阵,前船钉于敌船上,并点燃各种火器,同时解脱铁环,后船返航,后船既返,前船烈焰旋起,敌船遂焚。

  子母船:轻型,母船长3丈5,前2丈,后1丈5,只有两边舷板,内空,有一小船,上有盖板,有4桨可划,用绳索与母船绑。母船有柴火猛油,火药火线。战时母船迅速抵近敌船,钉在一起,点燃母船后人乘子船而返。

  火龙船:轻型,分三层。以生牛皮为护,上有铳眼,中置刀板,钉板,下伏士兵。两侧有飞轮, 4名水手。先伪败于敌,诱敌登船,开动机关,使敌从上层落入中层刀板钉板中。

  赤龙舟:轻型,船身像龙,分为3层,内藏火器刀枪。船首如龙头张口,内藏士兵一人,侦察敌情。龙背用竹片钉之,胸开一小铁门,两侧各有1口供一兵划桨。身有坚木架2个,船龙骨以铁坠,使船平稳。内部除兵器外不装他物,2兵于其内发射火器,一兵掌舵操帆。常以数百船齐射攻敌。

  苍山船:小型,吃水5尺,装备千斤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车轮舸:以轮击水的战船,长4丈2,宽1丈3,外虚边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船速远快于划桨。船前平头长8尺,中舱长2丈7,尾长 7尺。上有板钉棚窝,通前彻后,两边伏下,每块板长5尺,宽2尺。作战时先放神沙、沙筒、神火,之后掀开船板,士兵立于两侧,向敌船抛掷火球,发射火箭,投掷标枪,毁杀敌船。

  海沧船:中型,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炮1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分4甲。第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2桅,舱3层,船面设楼高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水顺风撞沉倭船。舰首备红夷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编5甲。一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杂役,兼操舟近战;第五甲为火弩甲,专射火箭。

  蜈蚣船:大型,仿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

  三桅炮船:仿制荷兰战船巨型,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3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5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配红夷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

  展开全部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日傍晚,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渡过城濠,从辽阳的小西门大呼拥进。这时,城楼上的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眼见城外四处火起,后金铁骑奔突,明军尸横遍壕堑;城内大乱,谯楼着火队队兵士哗变,于是长叹一声“吾死于此也”,遂佩剑印自缢而死。仆人抱尸大哭后,纵火烧了城楼。

  辽阳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君臣大受震动,“迁议纷纷”。光禄少卿李藻说:后金“倡乱三年(1618年)以来,倾我府库甲仗……一切为贼奄有,贼转区(驱)我之人,用我之炮,佐其强弓铁马,愈以逆我颜行。”御史方震孺奏:“京城火器,尽丧于辽,存者未必中用,宜责成工部星夜督造”,并建议召回徐光启以制火器,修敌台,相度通州至山海关一线的设防。吏部官员同奏此议。

  徐光启以“畅晓兵事”曾得万历皇帝重用,主持练兵,因旧疾复发而辞职。此时熹宗诏用襄理军务,徐光启回到北京。鉴于辽阳之败,明朝“得志于四夷”的长技一一火炮大部分失去,而为后金拥有,要重新取得优势,军队必须实选实练,火器必须求得“以大胜小,以精胜粗”。这又大又精的火器,就是当时流行的最新式火炮--红夷炮。

  红夷炮就是和兰炮。明朝人称荷兰为和兰、红夷、红毛蕃。此炮又称西洋大铳、西铳。《明史?和兰传》载:“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其所恃堆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三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此炮威力巨大,较之于明朝已引进的葡萄牙火炮“佛郎机铳”和西班牙炮(吕宋炮),以及明朝兵器家结合中西火炮特点创新的“神威飞电大将军”炮更胜一筹。这些炮,明朝有,后金亦有。红夷炮,明朝还未使用,后金没有。据此,李之藻也认为必须添置新式武器,才能重整国威。向皇帝上疏说:“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坚致远,什倍于前者,未必能为决胜之计。则夫西铳流传,正济今日之亟用。”此时,已有四尊红夷炮运至江西广信。这四尊红夷炮,是前二年由徐光启、李之藻主持去澳门购买的。由李之藻门人张焘和孙学诗前去采购并押解北上。此时朝廷颁下敕谕,张孙二人迅速搬运北上,十二月四尊炮解至京师。1623年,四尊红夷炮发往东北前线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骑兵进攻宁远。袁崇焕率将士死守宁远,发西洋大铳,击中努尔哈赤,不久因重伤致死。这击中努尔哈赤的西洋大铳,就是徐光启购买的四位红夷炮中之第二位。

  天后年间,阉党专政,政治腐败,徐光启的练兵计划一次又一次失败,于是愈加重视火器制造。他说:“火器者,今之时务也”;“都城万全之计,必赖大小炮位”。可是,一说到造炮,又大伤脑筋:一是所征募到的匠师大多无真才实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弁方士,类言火器,而十无一真”;二是“工部经费无所出”,种种掣肘之事,计划难以实现。崇祯年间,战事愈紧,徐光启认为:“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己。”由于国帑愈绌,制造火器又处处掣肘,于是更倾向于造炮不如买炮,去澳门购买,那里是高水平的。“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求愈精”。葡萄牙与荷兰争夺在华利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葡萄牙人手中的红夷炮也是真格的。有了炮还要有会用之人,“不宜浪发,一切装放皆有秘传”。徐光启向皇帝建议,在世臣、勋戚子弟以及京卫武臣中选“其志行可信,智勇足备者,别置一营”,成为专门使用西洋铳的“洋炮队”。京卫武臣,娇妻美妾,贪生怕死;勋戚子弟,花天酒地,骄贵庸愚,别置一营”谈何容易。于是,最后倾向于去澳门请洋人带枪炮来助战。

  去澳门请炮手,早在1620年买四尊红夷炮时曾有葡人匠师、炮手、翻译等10人入境,但到广州则被遣返回澳门。1623年4月,由兵部尚书董汉儒与鹿继善、张焘等人主持,张焘去澳门聘请炮手,“夷目七人,通事一名,兼伴十六名”,同时入境的还有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和毕方济。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兵士第一次深入中国内地。他们的装束大异于中国官民与士兵,衣饰奢侈,惹人注目。在北京演习放炮时,不知何种原因,炮忽炸裂,一葡人和若干围观者被炸死,余下的被反对洋人洋炮的官员打发回澳门。1629年末,广西军门李逢节、广东军门王尊德等由于倾向于请洋人助战,澳门葡人也图拉拢明朝以拒和兰,于是一支由葡人译员陆若汉、葡人军官公沙的西劳带领西洋大铳10尊及其他火器,炮手士兵共400人的“洋炮队”入境。一时舆论大哗,除留下全部火器和一部分军官炮手外,其余打发回澳门,这一行人于1630年1月5日到达北京城外,正值涿州城危急,于是被明廷派往前去援救。守城15昼夜,后来清太宗皇太极未围攻涿州而退回边境。涿州形势缓解,一时舆论尽言西洋大炮的威力、公沙的西劳的功劳。公沙的西劳向明廷表示,如果皇上钦准,愿往澳门招集300葡人前来助战,不仅可使敌军败退,还可深入彼国跟踪追击。徐光启也向崇祯皇帝推荐陆若汉等人“教演制造,保护神京”。他说:“陆若汉不作诳语,臣近与议论,深入兵家阃奥,益知此辈必能破贼。”徐光启奏请皇上派人,“前往广东濠镜澳(澳门)遴选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200名,兼伴200名,统以总管,分以队伍,令彼自带堪用护铳盔甲枪刀版盾火枪火标诸色器械,星夜前来。”陆若汉被派回澳门作联络和组织工作,明廷还派了两个大官董其事,于是一支150名葡人和一巨炮队的“洋炮队”在明朝官员和陆若汉的带领下北上,根据徐光启的建议,陆若汉和公沙的西劳带着“洋炮队”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设防。据徐光启估计,那里共有西洋大炮16尊、中炮80尊。

  1632年正月,登莱参将孔有德叛变,围攻登州。孙元化主抚,孔有德假降,孙元化、张焘等中计被执;城中内奸开门降,公沙的西劳在城墙上急忙燃线放炮,不意被叛兵放箭射死。这次登莱之役,葡人死12人,伤15人,所有洋枪洋炮尽为孔有德获取。事后,孙元化和张焘被朝廷处死,王征戍边;统领公沙的西劳和阵亡炮手受到皇帝追赠参将、游击、守备等,每人银10两,给其妻孥。陆若汉和其他洋兵要求回澳门。皇帝也赐与重赏。1633年,陆若汉返回澳门。翌年三月二十日,陆若汉卒于澳门。最早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洋炮(枪)队”就这样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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